郑樵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史学家，郑樵（1103—1162），字渔仲，自号溪西遗民，宋兴化军莆田（今属福建）人，世称“夹漈先生”，宋代著名史学家、文献学家。生平不以科举为务，刻苦力学30年，著述宏富，今存有《夹漈遗稿》《尔雅注》等数种，以晚年所撰《通志》最负盛名。宋高宗赵构对郑樵说：“闻卿名久矣，敷陈古学，自成一家，何相见之晚耶？”郑樵非常注重实学，他的一生，正是“敷陈古学，重视实学”精神的写照。


《通志》的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，一是通史，上起三皇，下迄唐宋；二是略（志），总共二百卷。“其平生之精力，全帙之精华，惟在二十略而已。一曰氏族，二曰六书，三曰七音，四曰天文，五曰地理，六曰都邑，七曰礼，八曰谥，九曰器服，十曰乐，十一曰职官，十二曰选举，十三曰刑法，十四曰食货，十五曰艺文，十六曰校雠，十七曰图谱，十八曰金石，十九曰灾祥，二十曰草木昆虫”。

宋代著名史学家、文献学家  郑樵

近代国学大师梁启超曾感叹：“史界之有樵，若光芒之一彗星焉。”他倾注毕生心血所著的《通志》与唐代杜佑的《通典》、元初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》合称“三通”，古代学者认为“士不读三通，是为不通。”由此可见，郑樵在我国史学领域的特殊地位。

唐宋时期我国传统学术文化空前繁荣，经、史、子、集各种文化成果灿若星河、数不胜数，在史学界在体现有刘知几的《史通》、欧阳修的《新五代史》、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等等，正是在这种优良的文化环境下，郑樵矢志撰写一部“集天下之书为一书”的通史巨著。

郑樵出身官宦世家，自幼好读书，勤于向学，立志报国，在风云激荡的国难之时曾投书高官，谋求入仕，无奈石沉大海，报国无门。从此之后，他就专心致志于治学，“欲读古人之书，欲通百家之学，欲讨六艺之文，而为羽翼，如此一生，则无遗恨。” 十六岁时，郑樵在家乡夹漈山（今福建莆田市）结庐隐居，治学近四十年，呕心沥血，最终完成《通志》，书成不久，疾病缠身的郑樵就因病逝世。

《通志》是一部综合历史史料而成的通史兼专史，它分为两部分，一是通史，上起三皇，下迄唐宋；二是略(志)，共二百卷，在体例上，既沿用了司马迁所创的纪、表、书、世家和列传五种体例，同时也有所创新。计有本纪18卷，世家3卷，列传108卷，载记8卷，四夷传7卷，年谱4卷，二十略52卷。其中，纪、传、世家、年谱，仿《史记》而作，只是将《史记》之表易为年谱。至于《史记》的“书”，《汉书》己改名为志，后世多所仿效，而郑樵反对编纂断代史，故而改“志”为“略”，共计二十略，这二十略也是《通志》全书的精华，可谓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梁启超曾评价：“仅《二十略》，固自足以不朽。”郑樵也极为看重：总天下之学术而条其纲目，名之曰略，学者之能事，尽于此矣。

综观《二十略》，天地万象，社科自然，皆包括其中，实在是称得上一部分类式的百科全书。它扩大了史志目录记载的范围，将史志目录记载的对象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，极大丰富了史志文献的内容。

通过对《通志》的研究，我们也会对郑樵的史学思想有所认识：

一、会通思想。在《通志﹒总序》中，郑樵写到：“百川异趋，必会于海，然后八荒无奎滞之忧。会通之义大矣哉。”会天下之理，通古今之道。在他看来，从古到今，真正能做到“会通”只有孔子和司马迁。孔子能得会通之意，“故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而会于一手，然后能同天下文、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，然后能极古今之变。”司马迁能得会通之意，“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之言，通黄帝、尧、舜至于秦、汉之世，勒成一书，分为五体。”从中我们可以发现，所谓的会通，就是把历史作为一个不可分裂的整体，全面分析各种历史资料，分门别类，考其源流，探其因果，搞清楚各种事物发生的起因、过程、结果、影响，得出自己的结论。

郑樵十分反对班固的断代思想，指出正是这种以朝代为界的史学思想割裂了历史的整体性、连续性，不仅事件含混不清，人物多有重复，更不利于后世人们对历史的完整认识。他指出：“断汉为书，是致周、秦不相因，古今成间隔。语其同也，则纪而复纪，一帝而有数纪。传而复传，一人而有数传。……语其异也，则前王不列于后王，后事不接于前事。郡县各为区域而昧迁革之源，礼乐自为更张，遂成殊俗之政。如此之类，岂胜断埂。曹魏指吴蜀为寇，北朝指东晋为僭，南谓北为索虏，北谓南为岛夷。”

关于历史“专”与“博”的争论早已有之，而且绵延至今。从史学发展的演变来看，是由“博”趋向于“专”。有位史学家曾说过：“以往我们是研究一棵大树，后来我们研究树枝，现在我们研究的是脱离树枝的一片片树叶。”但是，越来越专业化的倾向容易造成人们对具体人物事件的深入认识，从而忽略了对历史整体趋势演变的关注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郑樵的会通思想如今更值得我们借鉴。

二、严谨而科学的治学思想。《通志》从开始准备到最终完成，历时近四十年，期间科学的治学精神贯穿郑樵的一生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1.继承传统，勇于创新。《通志》在完整地继承了前代史学成果的基础上，还对已有成果进行了再次加工。比如补充了很多以往没有的人物传记，将原有的“志”改造为全新的“略”。

2.科学规划，全面搜集。自从立志撰写《通志》，郑樵就做了详细规划：“十年为经旨之学，三年为礼乐之学，三年为文字之学，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、为虫鱼草木之学，八九年为讨论之学、为图谱之学、为亡书之学。”其后更是四方奔走，搜集资料。史载他“游名山大川，搜集访古，遇藏书家必留，读尽乃去”。明代的陈循在《寰宇通志》中也称赞说：“惟有莆田郑夹漈，读尽天下八分书。”

3.崇尚实际，深入群众。郑樵并不是那种以为迷信书本的“书呆子”，在四处搜集资料的过程中，他经常向一些“山野老农”请教问题，力求得到最真实的结果。其二十略之所以能够涉及典章制度、古今名物、天文、地理、草木鱼虫等等，包罗万象，与这种治学态度不无关系。可惜的是，自郑樵之后，历代学者津津乐道于“依书治史”，完全摒弃了他的这种实践精神。在相当长的时间中，郑樵也是后无来者。

4.破除迷信，挑战权威。作为一名封建社会的学者，郑樵显得十分“另类”。他虽然十分推崇孔子和司马迁，但对他们的有些方面同样敢于批判。比如，他指出孔子的《论语》是“空言著书”；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存在着“博雅不足”的遗憾。对于盛行于封建时代始终的“五行说”、“天命论”等等，他更是毫不留情，直接写到：“仲尼既没，先儒驾以妖妄之说而欺后世，后世相承罔敢失坠者。有两种学：一种妄学，务以欺人；一种妖学，务以欺天。”指出宣扬这些迷信思想是史学的最大弊病。

三、始终如一的史学精神。在撰写《通志》的四十余年中，郑樵不是在四处游历，搜集资料，就是在夹漈山上整理考证。其中的困苦和孤寂非常人所能忍受，经常是“夏不葛亦凉，冬不袍亦温，肠不饭亦饱，头发经月不栉，面目衣裳垢腻相重不洗”，几乎被亲友们视为野人。但他始终铭记，“入山之初，结草之日，其心苦矣，其志远矣。虽困苦之极，而寸阴未尝虚度，风晨雪夜，执笔不休，厨无烟火，而诵声不绝，积日积月，一篑不亏。”与司马迁、司马光、欧阳修等人相比，他没有家学师承、没有皇室藏书、没有众多门生弟子、单凭一己之力、靠自己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务实求真的学术精神而有所建树。
 

【郑樵的故事】

盖三间茅屋专心读书

郑樵少年时资质颇高，有“神童”之称，他从小就刻苦勤学，立志读天下书，幼时不学犁锄，慨然而有读书志，胸中便以古人自期。他年少时就谢绝人事，闭门读书，发出“欲读古人之书，欲通百家之学，欲讨六艺之文，而为羽翼，如此一生，则无遗恨”的宏大志向。因此，他大量阅读，兴趣非常广泛，对经旨、礼乐、文字、音韵、天文地理、虫鱼草木以及校勘目录等学问都有深入的研究。

郑樵家书籍不多，为了读遍古人之书，通达百家之学，他只要听闻有藏书之家，就直接登门求书阅读，不问对方是否同意，定把所有书都读尽才离开。他注重运用目录法和读书笔记，在博览群书之前，先选择其中的精华，再进行仔细品读，层层深入，反复思索。所以明代内阁首辅陈循发出了“惟有莆田郑夹漈，读尽天下八分书”的赞美。

后来，郑樵在莆田夹漈山上盖了三间茅屋，命名为“夹漈草堂”，用来专心读书。郑樵回忆道：“入山之初，结茅之日，其心苦矣，其志远矣。”郑樵和从兄郑厚曾两次向枢密院事宇文虚中联名上书，陈述为国抗金的志向，但是没有受到重视。于是，郑樵便将满腔的爱国热情寓于笔耕之中，开启了他的修史与著述生涯。正是因为郑樵拥有这种爱国情怀和高远志向，才能够甘愿忍受贫苦艰难的生活。

此后，郑樵提出了“会通”思想，立志要会通古今天下的道理，主张修书的根本，不可不根据仲尼、司马迁的会通之法，延续了司马迁的通史之风。他说：“天下之理，不可以不会；古今之道，不可以不通，会通之义大矣哉！”“会”是融会，“通”是通达，“会通”就是指融会贯通天下之理与古今之道，使之成为一体。正是在“会通”思想的作用下，郑樵在修史与撰述等方面都尽可能的追求广博与通达，将古今道理与天下学问都融合在他的“会通”思想学说之中，真正做到了承前启后、历史与现实的统一。

郑樵坚持“会通”思想，终成一家之言。他认为史学家修史如果仅根据一代的历史，就不能贯通前代的历史；如果仅根据一部书来撰述，就不能融会天下之书。所以后代与前代的历史，就不能够前后因循相依了。章学诚评价《通志》：独取3000年来的遗文故册，运以别识心裁，盖承通史家风，而自为经纬，成一家之言。郑樵在修史方面，自始至终都抱持着远大理想与志向，所以才能提出“会通”思想而成一家之言。

向农民野老学习实践经验

郑樵在修史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实学思想。他认为实学就是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、通过实践的方式去获得经世致用的学问与知识。郑樵指出：“学者皆操穷理尽性之说，而以虚无为宗，至于实学，则置而不问。当仲尼之时，已有此患。”他认为不重视实学是自孔子以来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。

郑樵认为“人情事理”可通过自己的反复涵泳体悟获得，但是至于天文、地理、车舆、器服、草木、虫鱼、鸟兽之名，如果不去研究和学习，即使是思考千回万遍也不能够认识它们。因此，他很注重通过实践来丰富自然科学知识，通过游历名山大川来丰富其地理知识，显示出求真务实的实学思想。例如，郑樵亲自实践以求真知，通过向农民野老学习实践经验，到野外去观察动植物的特点情性，又根据《步天歌》来观察和目验天象，循序渐进，由浅入深，获得了第一手的自然科学知识，从物理与科学入手，使他的学问更加扎实深入。

另外，郑樵还具有批判和创新的态度。他认为义理之学尚攻击；辞章之学务雕搜。这些都是从事于语言之末，而非为实学也。另外，他提出《诗》、《书》可信，但不必字字可信；经书既苟且，史书又荒唐；如果求之经传，就会辗转生讹等思想，表现出对古代经典和注释持客观审慎的态度。郑樵还剖析批判了史学界的褒贬之风，斥责其为“妄说”“欺人”，并且反对天人感应说，认为灾祥怪异之说是“妖学”“欺天”。

郑樵不仅酷爱读书，也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学家。他拥有大量的藏书，通过对图书的搜集、典藏、分类、编目、校雠、考证、文献研究和实践经验，创造性地提出了“求书八法”“类例”等概念，并对校雠学、目录学、图谱学、金石学、分类法、天文学、地理学、昆虫草木学等进行了大胆革新，集中体现了郑樵的创新精神。

顾颉刚认为郑樵是中国历史上很可注意的人，他有极高的热诚，极敏锐的眼光，极广的志愿去从事学问。郑樵一生藏书数千卷，著书千卷，可谓是史学界和藏书学界的大家，留下了大量的精神遗产。由于他对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极高热诚和巨大贡献，所以郑樵也被称为我国图书馆学的奠基人。

朱熹慕名前来拜访

郑樵一生命运坎坷，亲人相继过世。但是他笔耕不辍，孜孜不倦。郑樵少年时不应科举，无心仕进，三次被举孝廉，两次被举遗逸，都被他辞掉了，可见他一生淡泊功名利禄，潜心于修史著书，曾几次向朝廷献书，并求到秘书省翻阅书籍，为其修史著述做准备。在被朝廷封官之后，郑樵因不附权贵，屡遭弹劾。

宋代理学家朱熹曾慕名前来拜访郑樵。郑樵以“豆腐、白盐、白姜、荞头”这样极其简单的食物待客，并与朱熹扺掌而谈了三天三夜，朱熹钦佩于郑樵的博识多闻。尽管食物粗劣，但是朱熹仍然很高兴地说，此“四白”乃山珍海味齐全也。

郑樵在《夹漈遗稿》中写道：他在无论多么困难恶劣的环境中，都没有虚度光阴、浪费时间，从未中断写作，厨房中看不到烟火，但是诵读记忆没有断绝过。如此一般，经年累月，潜心于修史著述，体现出郑樵锲而不舍、勤奋有恒的精神，以实现他“成一家之言”的目标。

秦桧当政时，下令严禁民间私人修史，违者以罪论处。郑樵为了完成《通志》，在夹漈山居住30年，远离人世，一心修史，包括宰相赵鼎、张浚等士大夫都十分器重和敬仰郑樵。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年），宋高宗下诏命郑樵进呈《通志》，郑樵因积劳成疾在临安与世长辞，享年约59岁。

郑樵介绍《通志》说：“其书上自羲皇，下逮五代，集天下之书为一书，惟虚言之书不在所用。”郑樵以淡泊名利的精神，勤奋不懈的追求，走过10年访书、30年著书的艰苦历程，几十年如一日地刻苦读书、潜心修史，最终完成了《通志》这部史学鸿篇。《通志》涉及诸多知识学科领域，因此也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，并与杜佑的《通典》、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》并称“三通”。

梁启超高度评价郑樵的史学贡献，“宋郑樵生，左（左丘明）、马（司马迁）千岁之后，奋高掌，迈远蹠，以作《通志》，可谓豪杰之士也”。史家中，“朱子前一点，最伟大的是郑樵”。郑樵淡泊名利、潜心修史的精神，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。